从事害虫防治研究70 余年，发表学术论文105 篇。阐明了蝗虫、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害虫等多种重大害虫的发生规律和预测预报方法以及控制技术。在国内首创应用六六六粉剂治蝗、颗粒剂防治玉米螟等，20 世纪中叶在全国大面积应用推广。20 世纪70 年代，总结提出“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技术思想，被确立为我国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的指导方针。20 世纪70 年代末，筹建中国农业科学院生物防治研究室，致力于开展害虫天敌保护和国外天敌资源引入利用，积极倡导推动全国生物防治技术研究工作。创办了《中国生物防治》学术期刊，担任主编。先后获得农业部爱国丰产奖、全国科学大会奖、法国农业部功勋骑士勋章、国务院表彰等嘉奖。1957 年被授予全国农业劳动模范、1979 年被授予全国劳动模范荣誉称号。2009 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农业卫士 生防先锋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 邱式邦

    他脱下洋装扎根于条件异常艰苦的蝗害灾区，改进药剂，制定“三查”，开创了新中国治蝗事业的辉煌；他研究推广防治玉米螟颗粒剂，简便实用，为国家粮食生产再立新功；他研究掌握多种重大害虫的发生规律，提出因时制宜、因地制宜、简便易行的综合防治技术策略；他以辩证的思维，积极倡导保护利用天敌控制虫害，推动生物防治科学技术发展进步；他站在科学工作者事业与责任的高度，凝炼提出了我国植物保护科学工作的指导方针；他投入毕生精力和智慧致力于农作物病虫害防治技术研究，服务农民、为国分忧。他就是著名昆虫学家邱式邦院士。

刻苦求学赤子心 投身害虫防治生物学

    邱式邦，1911 年8 月10 日出生于浙江省吴兴县，1925 年考取上海沪江大学附属中学，1931 年考入沪江大学生物系，1935 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校期间，从美国留学回国的李廷蔚先生开设了昆虫课，老师的循循善诱和热心指导，对邱式邦投身昆虫学研究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1936 年，邱式邦走进南京中央农业实验所，开始了为之奋斗一生的植物保护研究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实验所被迫西迁，他被分配到该所广西柳州沙塘工作站，直到1946 年才随中央农业实验所回到南京。在这段颠沛流离的岁月里，他先后从事过松毛虫、玉米螟、大豆害虫、甘蔗棉蚜、飞蝗等重要农林害虫的生物学、发生规律、防治方法及天敌等方面的研究，做出了扎扎实实的成绩。
中国是个传统农耕大国，自古以来就是蝗灾危害严重的地区，有史料记载的重大蝗灾就有800 多起，早在唐朝便有文字记述：“蝗，东自海西尽河陇，群飞蔽天，旬日不息。”《元史》记载的山东、河南一次蝗灾：“飞蝗蔽天，人马不能行……”从古至今，蝗灾与水灾、旱灾同为华夏大地发展农业生产的三大“天灾”。20 世纪40 年代的旧中国，正处于“外患”与“人祸”横行的苦难时期，连年的蝗灾更让社会底层劳苦大众生活在灾难深重之中。
    1938 年黄河花园口炸开决堤后，黄河淹没了豫、皖、苏三省94 万多公顷农田，黄泛区内田地荒芜，民不聊生，造成历史上空前严重的蝗灾。到1944 年，在被淹泡了7年之久的中原地带，仅河南省飞蝗发生面积就达到387 万多公顷，治蝗成为解决国家民生的大难题。邱式邦正是在这种危难之机开始走上治蝗事业的荆棘之路。他面对的是饥民遍野、满目疮痍，黄泛区老百姓仍然使用老一套人工扑打治蝗，可这对铺天盖地的蝗虫来说几乎不起任何作用。恰巧1947 年，英国卜内门公司治蝗新药——六六六问世，他立即将其引入中国。新农药六六六是浓缩剂型，他拌上填充物改进成粉剂，在蝗区开展研究试验，蝗虫死亡率达到90% 以上，他将研究结果撰写出国内第一篇使用六六六治蝗技术报告。然而，在那个混乱动荡的年代，他的满腔热情和成功的喜悦最终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和推广。
    1948 年，邱式邦考取了英国剑桥大学研究生，深入学习研究蝗虫生理学。1949 年，五星红旗在祖国首都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身在异国求学的邱式邦，十分关注新中国的发展和变化。一天，他在剑桥大学图书馆阅报室，看到《人民日报》刊登了一条消息——中国采用飞机喷洒六六六在黄骅开展治蝗。这样的事情发生在一穷二白、百废待兴的新中国，是多么的了不起！那条短短的消息对深怀拳拳报国之心的邱式邦触动很大，五星红旗在召唤！他毅然决定及早结束剑桥的学习生活，矢志回国报效祖国，为建设新中国开始追求新的蝗虫防治事业。

满怀拳拳报国情 开创新中国的治蝗业

    1951 年9 月底，邱式邦携家眷历经辗转颠簸，从英国剑桥经香港回到了阔别数年的祖国，当时的广东省人民政府闻知，特别邀请他出席了当地10 月1 日举办的国庆观礼活动。当他站在主席台上，第一次聆听着激昂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仰望着迎风飘扬的五星红旗时，内心的自豪感和责任感油然而生。
    邱士邦回国后，没向国家提任何生活上的条件，而是立即投身科研第一线。当时，虽说可以用飞机喷洒六六六治蝗，但是试验面积不大，国产的六六六尚在试产阶段，难以满足大量生产需要。面对国家药剂有限、喷药器械不足等诸多困难，邱式邦提出在有条件地区尽可能采用他发明的毒饵治蝗法。这种方法比直接喷粉省药、经济、简单易行，防治蝗虫的用药面积可扩大10 倍。毒饵治蝗技术被迅速推广，1952年应用5.33 万公顷，1953 年扩大到6.66 万公顷，防治蝗虫旗开得胜。然而他在进一步深入蝗区蹲点调查后却意识到，要根治蝗害，还必须对全国各蝗区的情况了如指掌，对飞蝗的发源地在何处、什么时候发生、蝗虫的数量密度多大等，都必须做到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
    当时搞治蝗技术调查，条件异常艰苦，马车牛车是最好的交通工具，风餐露宿习以为常；在县城入住的“招待所”，往往是四处透风的破庙，睡觉时与臭虫虱子为伴，身边与左右横眉立目的“哼哈二将”为邻；更困难的还是蝗虫灾害区域大都地处盐碱荒滩，严重缺水，长期工作蹲点，一小盆水要从早上洗脸、中午擦汗，一直用到晚上擦澡洗脚。但是，为了获得准确的第一手资料，彻底摸清蝗虫行踪，邱式邦全然不顾这些，始终坚持在蝗虫灾区第一线深入地研究。
    为了能够根治蝗虫，邱式邦进一步提出在蝗区建立侦察蝗虫的基层组织，蝗虫侦察制度含查卵、查蝻和查成虫3 个环节，即“三查制度”。当然蝗区大都是最落后的贫困穷乡，这些具体技术工作很难落实。靠培养干部、大学生下去侦察，恐远水难救近火。偌大的蝗区，每年最少数千万亩，巨大的工作任务，多是文盲的百姓，不懂侦察，怎么办？必须培训农民、普及技术，刻不容缓！因为蝗虫在孵化过程中，处于3 龄前的幼虫阶段尚不具飞行能力最好消灭。这时它们发生面积小，密度集中，抗药力差，扑打、药杀最为经济有效。他和助手李光博等在山东惠民、垦利、沾化、利津等县忙碌了数月，详细绘制出蝗区常见的各类蝗虫，教会不识字的农民识图、画圈，比如每平方米有5 个蝗虫，就圈一个圈，有10 个就圈两个圈，此调查办法化繁为简、化难为易，简单易学。
    同时，为充分调动老百姓侦察蝗虫的积极性，他又建议上级给侦察人员搞“代耕”，彻底解决他们的吃饭问题。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逐渐建起了一支长期侦察测报队伍，逐级建立了有固定人员的组织，构成完整的虫情预报网。建立“三查”技术后，治蝗工作迅速由被动变主动，防治效率大大提高，而且为国家节省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1953 年推广蝗虫“三查”技术后，全国投入治蝗的劳动量比1951 年减少了80%，为我国开展害虫预测预报工作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建立完善飞蝗侦察制度和药剂治蝗的成功，彻底改变了全国治蝗工作的被动局面，我国开始走上了有计划的科学治蝗道路。同时，由于国家大规模兴修水利，实施消灭飞蝗孳生地的措施，飞蝗发生面积由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每年300 万公顷压缩到33 万～40 万公顷，挽回2 亿公斤粮食产量的损失。扼制蝗虫危害的成功，为保障粮食生产和新政权的稳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毛泽东主席曾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十周年的报告中着重指出，新中国农业科学研究取得了两大成就：治蝗与消灭钉螺。邱式邦在半个多世纪前开创的治蝗科学理论、技术方法，至今仍然发挥着积极的作用。

  综合防治玉米螟 再为粮食生产立新功

    早在20 世纪30 年代，邱式邦就在广西开始了玉米螟的系统研究工作，结合多年科学实验经验，他提出了害虫防治应该树立“防重于治”的观点。他连续3 年进行了玉米播种期与螟害关系的试验，确定了当地玉米最佳播种期；他观察了41 个玉米品种，发现玉米品种间的抗螟能力有明显差异；他通过观察试验证明了螟害轻重与玉米生长状况（株高、茎粗）有显著的正相关，主张采用玉米螟生存率作为抗虫性标准，这一标准后来一直被抗性鉴定工作者所采用。他是我国最早重视利用抗螟品种达到减轻螟害的科学家。
1959 年全国暴发玉米螟危害，玉米产量损失很大，邱式邦又一次迎难而上，接受了玉米螟防治研究工作。当时普遍推广采用六六六灌心防治玉米螟，效果始终不够稳定。他通过对玉米螟危害习性的深入研究，明确了玉米打苞抽雄前，绝大部分幼虫集中生活在玉米心叶的缝隙内，这是防治螟虫害最有利的时机。他认为，理想的心叶期杀虫剂，不仅在施药当时要与虫体充分接触，在施药后的较长时间内，也应继续分布在玉米螟经常生活的部位，而不受玉米由于拔节叶片与农药分离的影响，保证陆续侵入的幼虫都能接触到药剂而致死。
邱式邦反复研究比较了颗粒剂和液剂施用后在心叶中位置的变化，证明颗粒剂杀虫效果明显优于液剂。因为颗粒剂在玉米心叶中能逆玉米叶片生长方向移动，能较长时间存在于叶鞘部位与玉米螟幼虫接触，即使玉米抽雄后一部分玉米螟在叶鞘内或经叶鞘钻入茎秆时，药剂仍能发挥杀虫作用。在这些研究工作的基础上，他和助手周大荣等又研制了5% 滴滴涕和1% 林丹六六六颗粒剂，不仅能够防治一代玉米螟，还可兼治二代玉米螟，新技术大面积示范效果显著，很快在全国推广应用，为控制农业重大害虫，保障国家粮食生产再立新功。

殚精竭虑探规律 提出植保工作总方针

作为我国害虫生物防治研究的先驱者之一，邱式邦早年在害虫防治工作中，就十分重视自然天敌的重要作用，试图通过提供适生环境和利用人工饲养增殖释放天敌等途径，达到提高天敌控制害虫的作用。这在我国早期生物防治技术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具有指导意义的认识。
    在20 世纪30 年代末和40 年代初，邱式邦就开展了松毛虫天敌种类调查、玉米螟的卵寄生蜂和甘蔗棉蚜主要天敌的观察及饲养研究。但由于多种原因，直到70 年代，邱式邦才有机会将主要精力逐步转移到生物防治研究工作上来。那时他在河南民权棉区蹲点，开展对草蛉的利用研究。他和小组人员研究草蛉幼虫集体饲养的方法，解决了幼虫互相残杀、人工饲料、田间释放及米蛾饲养等多项技术难题。他利用秋季自然界大量发生的成虫，加以保护并结合饲养的方法，较之大量
    繁殖草蛉幼虫能节省大量劳动。这样既可得到廉价的天敌，又可以按需要随时打破休眠，进行田间释放应用，人为地增加春季草蛉基数，在控制害虫上赢得了时间和空间的主动。该项研究得到国内外生防专家的高度评价，1978 年获全国科学大会奖。
    20 世纪50～60 年代，国内外防治害虫主要依赖化学农药，并遵循防治害虫要“治早、治小、治了”的指导思想，长期过量使用化学农药出现和暴露了一系列的矛盾。邱式邦敏锐地认识到，必须深入研究探讨我们未来的植物保护技术策略，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1974 年，他在全国第一次农作物主要病虫害综合防治讨论会上，指出综合防治是植物保护工作的方向。1975 年在全国植物保护工作会议上，又作了有关“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专题报告。在这次大会上，农业部正式确定“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我国植物保护工作的大政方针。这八个字，是邱式邦从解决农业生产实际问题上升到植物保护科学技术理论创新的集中体现。
在邱式邦的积极倡导下，中国农业科学院1980 年1 月成立了生物防治研究室（1990 年8 月更名成立生物防治研究所），创办了《生物防治通报》专业期刊（1995 年更名《中国生物防治》），并与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天敌引种交换业务，对推动我国生物防治科学技术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从化学防治到生物防治的观念变化，是邱式邦植物保护研究思想的重大飞跃。“要为子孙后代留下一块绿色净土”，邱式邦以他孜孜不倦的努力，实现着发展我国生物防治科学事业的美好夙愿。从邱式邦的身上，我们能够感受到老一代科学家身上所特有的为国分忧、为民解愁、甘于奉献的崇高精神境界。邱式邦在《院士风采录》上自题：“广泛地学习，详尽地询问，谨慎地思考，清楚地辨析，切实地实现。”农业部原部长何康为他的题词是：“农业卫士，生防先锋”。这就是邱式邦院士辉煌成就的真实写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