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从事细胞遗传和玉米育种研究，培育成我国首批玉米双杂交种农大4号、农大7号，多抗性丰产玉米杂交种中单2号、一批优质蛋白玉米新组合以及玉米杂交种甜玉4号等；开拓我国玉米品质育种、群体改良和基因雄性不育研究；主持国家“六五”至“八五”玉米育种科技攻关。主编《作物栽培学》、《植物细胞遗传学》、《玉米育种研究进展》等著作。1984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1987年被选为农业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党员代表，1989年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2009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中国杂交玉米之父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李竞雄

　　岁月如梭。弹指间，李竞雄离开我们已经12年了。然而，每当人们提及中国的杂交玉米，都会对这位“中国杂交玉米之父”致以深深的敬意。
从大洋彼岸回到故国古都
1948年秋的一天，蔚蓝色的天空飘浮着淡淡的白云，宽阔的太平洋碧波荡漾。一艘大型远洋客轮从美国旧金山，经过檀香山、马尼拉、香港，即将到达中国上海港。风华正茂的李竞雄，身倚客轮的栏杆，任海风轻轻地吹拂；那如烟的往事，如同眼前的浪花，不时拍打出旧时的记忆。
苏州，一个景色秀美名人盛出的地方。1913年10月20日，他就出生在那里。然而，幼时父母双亡，靠亲戚抚养。为了求学，从初小二年级就寄宿在校内。童年的处境，铸成了他独立、自强、能吃苦的品格。
1932年9月，他考上了大学。在上普通遗传学课程时，教师绘声绘色启蒙的讲解，使他迸发出热情好学的火花，《遗传学原理》渐渐成为他爱不释手的读物。四年苦读，为他日后踏入遗传学的科学殿堂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踏上工作岗位，勤恳的工作精神和优异的成绩，使他得到推荐，在1944年11月获得了半工半读留学美国的机会。康奈尔大学农学院坐落在美国纽约州的伊萨卡小镇旁，是一座优美而恬静的校园。然而，他却无暇休闲，总是来去匆匆。除了要花一半时间帮助指导教师完成研究工作外，余下的精力都放在选读必要课程和研究论文上。
课余时间，他的实验室里长久灯光明亮。他以玉米的相互易位为题，完成了硕士论文；紧接着采用电离射线照射玉米花粉，研究杂种一代出现的各种染色体畸变的频率及其分布规律，作为他的博士论文。
留学期间，他接受导师的邀请，参加了美国农业部主持的比基尼岛原子弹爆炸试验对玉米产生的遗传效应研究。后来，该研究主持人以李竞雄为第三作者名义，将研究结果写成两篇论文，分别发表在美国《科学》和《遗传学》刊物上。
时过4年，学业结束。1948年8月，他在康奈尔大学先后获得了细胞遗传学硕士和博士学位。
面对美国优越的物质生活和先进的科学技术，他仍始终眷恋着生养自己的热土、处在水深火热中的祖国。夜静了，他的思绪飘过大洋彼岸。他铺上纸，在给妻子的信中深情地写到：“我还是要回去的，为自己的祖国做点事情。”回国前，他特意跑到西海岸加州理工学院实验农场多待了一个玉米生长季节，求取了自己研究的结果。他还通过材料征询，搜集到大量遗传研究和育种用的珍贵材料，装了满满两纸箱，带着它，更带着为祖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一番贡献的志向，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归祖国的旅程。
客轮终于靠岸了，它载着悠悠学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李竞雄大踏步地跨上岸边，远望眼前那熟悉的一切，沸腾的心在轻声呼唤：祖国，我的母亲，您的儿子回来了！
1949年10月1日，五星红旗第一次随报纸送到家中，李竞雄笑着，特意让6岁的女儿手持红旗，在窗口拍了一张彩色幻灯片，以庆贺新中国的诞生。
开垦华夏杂交玉米的处女地
新中国刚刚建立，百废待兴。“民以食为天”，人民需要更多的粮食。自古以来，我国农民沿用的传统育种方法，无论对产量的提高还是对质量的改进都有局限性。选育杂交种无疑能达到扩大推广、增产增收和造福农民的目的，但当时在我国尚属空白。外国人有的，我们要有；外国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一定要让我们自己的优良杂交玉米种子，撒遍祖国的大地。这就是李竞雄的雄心壮志。
伴随着新中国解放的鼓点，李竞雄踏入了北京农业大学的大门，任农学系栽培教研组主任。在努力完成繁重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始终牵挂着科学试验的园地。玉米出苗了，抽穗了。李竞雄来到田间，他鞠腰躬背，像是在亲切关爱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细心察看每一株含露的玉米小苗，详细记下它们的每一变化。七八月间，要给玉米授粉了，头天下午套袋，第二天上午授粉。他对玉米花粉过敏，常常引起全身红肿奇痒，抓破成疮，却仍默默地奋战在田间。材料多，要忙上整整个把月，尤其遇刮风下雨，更要去关照那些植株，防止掉落纸袋。
暑假期间，老师们每天要集中学习，什么时间去田间授粉呢?清晨，当妻、儿还在梦乡，他悄悄下了床，迎着微微露头的朝阳，走进了玉米试验地。学习、开会结束后，别人回家的时候，他却又出现在试验田里，直至日落西山。他以玉米试验地为家，以完成授粉计划为乐，默默地耕耘着。
1956年，这个难忘的年月，他带领助手们培育的农大4号、农大7号等几个玉米双杂交种问世了。这是他的科学试验园地的“初产儿”，也是我国杂交玉米处女地初绽的鲜花。它刚一问世，就表现出生长整齐、抗倒、抗旱和显著增产的优势。
为了推广杂交玉米，李竞雄多次深入到山西、山东、河北和京郊农村，向农民兄弟传授技术，讲解杂交玉米的知识，还应邀为原《红旗》杂志写了《积极推广玉米杂交种》的文章，使人们真正认识到玉米杂交的好处。仅以山西而言，从1960年开始试种，短短5年内就发展到33万公顷，占全省玉米面积的一半以上。从此，玉米杂交种在中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也可以说，我国玉米生产从此进入杂交种的时代。
1969年秋天，他随学校教育革命小分队到大寨探索教育革命，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第二年，教育革命小分队改归中国农业科学院编制，作为科技服务队，留在昔阳县蹲点。
1973年，李竞雄从昔阳县调回中国农业科学院。这时，经历多年霜打日晒的他，非但没有歇息一下，而是又向着抗病育种和品质育种的目标奋斗着。这一年，李竞雄已入花甲，同龄人中，有的人已安享晚年了，而他却依然奋战在玉米田间。酷热的夏天，烈日炎炎，令人汗流浃背，更何况是在如人高的“青纱帐”里，呆上几分钟，就让人透不过气来，李竞雄一干就是二十几天，而且每天要在试验地里转十几里路。有时天公降雨，过后道路一片泥泞。他的家距试验地有几里路，要走半个小时，可他把裤腿一卷，照常下地。别人劝他别去，他总是微笑地回答：“玉米需要我。”
隆冬时节，本来可以稍获闲暇，但为了早出成果，加代繁殖，他又到千里之外的海南岛，在那里，住的是简陋的木板房，饱受蚊虫叮咬，而他却丝毫没有放在心上。
组织上曾多次安排他到庐山、北戴河等旅游胜地去疗养，他都婉言推辞了。并义无反顾地在杂草丛生的万山之中苦心寻觅着，寻觅一颗璀璨的明珠。
苦心有良报。他终于寻觅到了。那就是他在3年内，通过对200多个玉米自交系的试种、考查和分析，选育出了中单2号杂交种。你看它：茎秆坚实，株形挺秀，生长整齐，籽粒皮薄粒大；高抗大斑病、小斑病、丝黑穗病、圆斑病，中抗褐斑病、茎腐病；早期抗旱，后期耐涝抗倒伏，在气候不利的条件下，也可稳收保产，种植范围迅速遍及全国各地，每亩比当时推广的良种增产一二百斤。自1977年到2007年，累计种植3 500多万公顷，增产玉米250亿公斤以上，增值超过200亿元。
1984年，中单2号被评为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这是我国玉米界唯一获得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的成果。抗病、高产育种目标的实现，使我国玉米育种水平跻身于世界先进行列。
成绩是卓著的。人们在他前进的路上撒下鲜花，而他却没有就此陶醉。他始终把玉米育种思维的靶向锁定在我国农业生产的需要，锁定在人民群众生活的需要。他发现玉米的蛋白质含量虽然不低，但品质不高，一些地区以玉米为主食又没有豆类作补充，出现了癞皮病。于是，他和同事们培育出赖氨酸含量较高的玉米品种。用高赖氨酸玉米喂猪，日增重比用同量的普通玉米增加20%以上，出肉率和瘦肉率也有所提高，成为特用玉米中的珍贵品种。他还与同事们共同努力，培育成甜玉米新品种甜玉4号，是国内自选甜玉米的抢手食品。一些厂家用它加工成甜玉米罐头，行销港、澳等地，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
从1983年起，李竞雄先后被推举为“六五”、“七五”和“八五”国家玉米育种攻关项目的负责人。他虽年逾古稀，却一如既往，兢兢业业地工作。按单位规定，凡65岁以上的老专家可以不到办公室坐班，他不仅坚持坐班成为习惯，每个生长季节还亲自下田，亲手操作。他经常强调，做科研工作，要亲自动手，对己对人都是这样。这不仅因为靠自己动手可以避免和减少差错，而且是因为“实践出真知”。由于他和大家的共同努力，在“六五”育种攻关取得很好成绩的基础上，“七五”又提前一年半育成了40个玉米新品种，比原定计划30个品种大幅度地超额完成了任务。这些新品种原定种植面积333万公顷，实际提前两年推广到432万公顷。新品种应用到生产上后，仅1988年一年即增产66亿公斤粮食。
李竞雄是我国杂交玉米研究的开创者。作为一个农业科技工作者，40年来，他亲手培育的玉米良种达10余个，这在玉米育种界是罕见的，可以称得上是位多产的农业科学家了。他在自己的科研生涯中，历尽千辛万苦，闯出了一条条新路，攀登上一座座高峰，却从来不曾歇过脚；他已成为我国赫赫有名的玉米界权威，但从不自我欣赏。他永远在攀登，不停息地前进。这，正是他成功的秘诀所在。

追寻金子般闪光的精神世界

　　40年的光阴，李竞雄在农业科研领域艰苦跋涉，攀上了一座座高峰；同时，他也在不断地攀登思想境界的高峰。每当人们谈论起他，不仅为他的科研成就而称道，更为他那金子般的内心世界和高风亮节而肃然起敬。
20世纪50年代末，由于李森科“环境决定生物遗传变异”的理论盛行，摩尔根的遗传学被视为唯心主义。李竞雄因推崇遗传学理论，也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公开搞遗传学不行了，怎么办？他没有像有的同伴那样，离开祖国，一走了之。而是把遗传学应用到育种上，埋起头来，一心一意地搞玉米良种培育，用育种成果来捍卫遗传学理论，为自己坚持的科学真理申辩。
“文革”的十年动乱中，他被视为“资产阶级学术权威”，被关进“牛棚”，集中反省。批他、斗他，责骂他。他委屈吗？怎么不委屈，难道知识多了就是资产阶级？他冤枉吗？怎么不冤枉，难道成了权威就应该受到处罚吗？
暴风雨过后，一切都恢复了平静。经过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有的人内心翻腾着内疚的浪花，似乎对他、对自己过去的行为有所悔悟。可李竞雄却认为：“学生参加‘文革’，是要革命，要批、要斗是可以理解的。有的人‘揭发’我，很可能是被逼供的缘故，也是可以谅解的。”赤诚的心使冰雪消融。他一如既往，和大家、和反对过他以及骂过他的人一道携手共进。他的心胸像大海一般宽广。
他是留过洋的，是大名鼎鼎的科学家。不熟悉他的人，会以为他做事应该是很“气派”、很“大方”的。而与他共过事的人，则深知他好“抠门儿”。他的一位朋友到他的实验室，第一个感觉是很惊讶，“这么简陋，除了水泥制的工作台，显微镜，没有什么啦！”是的，他曾是玉米系的负责人、副所长，但他从来不想为自己的实验室争抢仪器设备。他说：“有人认为自己不出成果，就是因为没条件；其实有出息的人，不是追求先有条件，而是自己先干起来。”他对科研经费的使用，精打细算，一分钱掰成两瓣花。几十年来，片纸碎物，从不肯轻掷，装种子用过的牛皮纸袋，也要用橡皮擦去旧字，重新使用。他多次出国，到过美国、法国、加拿大、意大利等近十个国家。可他带回的东西，只有一个美国的爆裂玉米机和一些科研资料。
无论是作为所领导，还是作为一个大专家，李竞雄始终守正不移清正廉洁。
1981年，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一个玉米杂交组合的培育者，获得省里发的物质奖。因这个杂交组合中所使用的一个自交系，是李竞雄和助手亲自育成后无偿赠送给他们的。所以他们决意拿出一部分表示心意。李竞雄听了笑笑说：“那是我乐意做的，算不得什么。钱，我不能收。”
1986年，长城种子公司聘请他当顾问，向他请教一些疑难问题，并用他的名义推广玉米杂交种。为了表示感谢，他们寄钱来，并表示以后陆续付酬。李竞雄接到汇款，认为自己身为顾问，却没有做太多具体工作，钱不能收。他亲自跑到邮局，将钱原数寄回，并在信中写道“以后请不要再寄款来。”有一次，他亲自退回了中国农业出版社给他的200元赔偿费；还有一次，他婉言谢绝了一位同事给他送来的几筐苹果……
的确，钱是宝贵的。更何况，李竞雄的老伴没有工作，1976年又患癌症，医药花费可想而知。但他觉得，应该老老实实地做人，清清白白地做事。应有的报酬，心安理得地领取；非份之物，一概不能接收。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那就是一个人的情操。
常言道，自古贤良惜新秀。李竞雄就是这样的贤良。他悉心指导后继人才，培养新生力量，让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他年事已高，而对送审文章，往往伏案修改一坐就是半日，有时还连夜修改。一次，他一连几天开会，送审的稿子，白天没空过目，他就挑灯夜战。突然，眼冒金星，似乎什么也看不见了。多日的疲乏、劳累终于酿成眼底出血。他什么也做不成了，不得不躺下。可没过几日，稍好一些，他又如同往常一样全身心投入工作。
他经常谆谆教导他的助手和学生，在科研事业上，在学习和生活中，要做有心人。他对他们说，“任何事物总是参差不齐的，如果你是有心人，你进步得就快，如果你熟视无睹，不用心，就进步得慢或没有进步。”在他的悉心教导和以身作则的影响下，他的学生和助手们都在飞跃进步，很多人承担了工作重任，做出突出成绩。
李竞雄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解放后，是党的阳光雨露，使他的科学园地结出一个又一个丰硕果实。他向党表示：志同应当道合，落叶必须归根。1980年2月，他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申请书。1981年3月，年届67岁的李竞雄实现了夙愿，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87年，他被选为农业部和中央国家机关工委党员代表；1989年先后两次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等中央领导人的接见，并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
李竞雄走过了人生84年的光辉历程。他向祖国人民奉献了数不清的玉米良种，也奉献了可贵的精神食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