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从事小麦育种、细胞遗传和抗赤霉病研究，后转入烟草、油菜育种的基础研究。参与了选育金大2905、金大26等中国第一批小麦优良品种研究；明确了中俄美6个小麦品种杂交后代10多个性状的遗传规律及其连锁遗传关系；首次指出了在严格接种条件下，中国小麦品种对赤霉病抗性有明显差异的论断，肯定了选育抗赤霉病小麦品种的可能性；提出了直接利用美国玉米双杂交种并不能增产，必须利用它的自交系和中国材料合理组配才能得到适于中国的高产杂交玉米的学术观点；选育出了适合贵阳地区种植的烟草优良品种，对发展贵州烟草种植业作出了贡献；探明了中国油菜育种的途径和方法。1978年以后主持开展了中国小麦非整倍体的研究工作。
 

三把“金钥匙”相伴科研人生
——记中国科学院院士戴松恩

　　戴松恩曾说过：“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心中装下了祖国、民族的利益，个人有限的才华、智慧才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在他一生中，三把“金钥匙”伴随着他辛苦卓绝的科研之旅，也见证了他的辉煌人生。

两把“金钥匙”开启研究之旅

　　1926年初夏，戴松恩以金陵大学专科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了，并且留在校农艺系任助理。他的任务是协助沈宗翰教授进行小麦、水稻遗传育种研究，沈先生对他非常器重，很多重要的工作都交由他来完成。
年轻的戴松恩内心深处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要做一名作物遗传育种方面的专家。于是，他废寝忘食地自学遗传学理论、育种学原理等基础课程。他的努力，沈先生看在眼里，喜在心里，沈先生被这个勤奋踏实的年轻人所感动，推荐他到金陵大学工读，学习作物遗传育种专业。
金陵大学农学院毕业典礼上，在潮水般的掌声中，戴松恩从校方手里接过了人生的第一把“金钥匙”——“金钥匙奖”荣誉证书，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顺利获得学士学位。不仅如此，他还被学校选为“斐他斐”荣誉学会会员。
1933年，在美国康奈尔大学研究生院的细胞遗传学课堂上，一位东方青年认真记录着课程笔记，他就是赴美攻读作物育种和细胞遗传学的戴松恩。那时候，细胞遗传是遗传学中比较活跃的一个新兴分支，但是国内研究这个学科的学者非常少。
经过刻苦攻读，戴松恩拿到了康奈尔大学博士学位。因其在学界理论方面的建树，被选为美国希格玛赛（Sigma Xi）科学荣誉学会会员，也拿到了他人生的第二把“金钥匙”：他荣获该学会“金钥匙奖”。
两把“金钥匙”，开启了戴松恩执着进取的学术研究之旅。

祖国的需要就是他的选择

　　回国，是戴松恩的既定选择。导师的挽留，种种优厚的条件，都不足以吸引戴松恩留在美国，他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那就是：回国继续从事研究，改变祖国的落后面貌，要用自己的全部知识和才华为祖国、为千千万万的劳苦大众服务。
1937年2月，戴松恩踏上了回国之旅。
回国后，戴松恩受聘到南京中央农业试验所全国稻麦改进所工作，当时，国内时局动荡不安，人心惶惶，但戴松恩不为外界所动，坚持在实验室忙碌着。然而七七事变爆发后，研究工作被迫全部中断，他被派往江苏北部担任“督导”，从事推动小麦增产方面的工作。
南京沦陷后，戴松恩辗转在芜湖、柳州等地，但坚持研究不辍，而且还扩大了自己的研究领域，逐步开展玉米、烟草和油菜方面的育种研究。
1938年，戴松恩在贵阳田间考察。主要针对烟草、玉米和油菜生产进行了长时间的深入调查。戴松恩大有收获，他惊喜地发现，贵州的土壤非常适合发展烟草种植。于是，戴松恩大胆地引进了美国烟草品种，并于1940年第一次在贵阳地区种植了他引种筛选出的烟草新品种。在他的帮助下，当地示范推广了育苗、移栽、管理、采收以及烤烟技术，为后来贵州烟草事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戴松恩还针对当时有人提出要大量引入美国双杂交玉米种子进行了3年引种试验，发现美国双杂交玉米种并不比当地的最优品种好，有的甚至更差。他在《美国杂交玉米在我国的利用问题》（《农报》1939）一文中明确指出：直接利用美国双杂交玉米并不能增产，只有利用它的自交系和国内材料才能找出适应我国情况的高产杂交玉米。同一时期，他还对当地的油菜做了不少基础性研究，诸如连续自交对不同类型油菜品种的生长发育和结实性的影响等，为制订合理的育种方案提供了科学依据。
为了“让人人都能吃上白面”
在抗日战争时期十分艰难的条件下，戴松恩苦心钻研，为发展前沿山区的农业生产作出了很多贡献。
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在溃败之际下令“迅速将试验场全部人员、设备及财产运往南京，绝不能落入共产党之手”，时任北平农事试验场场长的戴松恩，没有服从这一命令，而是在中共地下党和民盟成员的协助下，保护好试验场的人员、财产、仪器设备和档案资料，决心留在北平，迎接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戴松恩马不停蹄地继续着自己的科学研究之旅，他的足迹踏遍了大半个中国，他始终记得受到周恩来总理第一次接见的情景，总理握着他的手，语重心长地嘱托：“希望你用科学技术让人人都能吃上白面。”
“让人人都能吃上白面”，这是多么简单质朴却在当时又是何等困难的事啊。戴松恩为了这个质朴的愿望，奋斗了一生。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戴松恩便进入作物遗传育种研究领域，当时国内从事这方面研究的学者少之又少。没有太多可以借鉴的经验和资料，戴松恩参与育成、推广了金大2905、金大26等小麦品种。
20世纪30年代，戴松恩对来自中国、前苏联、美国的小麦品种进行性状遗传规律研究。当时这种研究在国内尚属空白。他通过对6个普通小麦品种的春冬性及穗部、叶片等十多个性状的遗传分析，明确了单性状的遗传规律以及它们之间的连锁遗传关系，并以博士论文形式发表了题为“中俄美小麦品种杂交之遗传研究”的报告。
当时，赤霉病是长江下游地区小麦生育后期最易流行的病害，部分国外专家甚至大肆宣扬一些悲观论调，譬如说，即使在严格接种的条件下，小麦品种也都要感染赤霉病，抗病育种非常困难等等。戴松恩对此不置可否，他决心尝试着对已搜集到的小麦品种进行抗病性鉴定试验。持续4年实验之后，戴松恩发表了“小麦赤霉病抗病性研究”，以云南“牟定火麦”为例，指出在严格接种条件下中国小麦品种中有对小麦赤霉病抵抗的材料，论证了选育抗病品种的可能性。这一发现，对发展我国小麦抗赤霉病育种工作有很好的启发作用。
1956年，在国家12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会议上，戴松恩主持了农业科技规划说明书的全部定稿工作，并且在规划会议上发表了“关于发展我国农业和畜牧业问题”的报告，提出了很多有益的建议。
1957年，中国农业科学院成立后，戴松恩被任命为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副所长，并被聘为中国农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1957年11月，戴松恩随同以郭沫若为团长的“中国访苏科学技术代表团”赴前苏联进行为期两个多月的考察访问。其间，他就实施国家12年科学技术远景发展规划与中苏合作项目等有关农业方面的重大问题与前苏联学者进行了广泛的交流。1958年初回国以后，发表了《关于农学及园艺等方面的访苏传达报告》。该文就提高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荒地开发问题等提出了迄今看来仍有参考价值的建议。
20世纪70年代末，为缩小我国在小麦育种基础理论以及研究方法上与国外的差距，戴松恩主持了“小麦非整倍体研究”，这项研究是为小麦定向育种提供理论根据的基础研究，是利用非整倍体材料和相应的分析方法，测定基因位置及连锁关系，通过染色体附加、代换和易位技术，达到有计划、有步骤地创造麦类新品种的目的。当时，国内此项技术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
戴松恩主持召开了全国小麦非整倍体研究讨论会，并发表了系列文章，翻译国外相关文章，积极推动研究进程。戴松恩还强调指出，小麦非整倍体研究在形态性状、抗病虫性、抗逆性、品质性状和其他数量性状的基因分析或定位等方面很有意义，并可直接应用于小麦育种，为农业生产作出贡献；他提出了在小麦品种杂交中，利用ph基因创造出更多优良变异的设想。
在戴松恩的指导下，他的助手和研究生取得了可喜成果，并进行了各种变异类型的细胞遗传学研究，为开创小麦育种的新途径进行了有益的尝试，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

第三把“金钥匙”彰显人生高峰

　　晚年的戴松恩曾经两次患上心肌梗死，4次患肺炎。但他不顾年事已高、体弱多病，坚持审阅各种稿件，指导助手和研究生的科研工作。
戴松恩在科研方面比常人勤奋，在生活上则始终保持朴实无华。他对人以诚相待，对事认真负责，从不争名夺利。他主动要求放弃一级研究员的待遇，降为二级。戴松恩赢得了人们发自内心的尊重与敬佩。
“文革”期间，戴松恩受到很多不公正的待遇，但他淡然处之，只是叹息自己所做的事情太少。他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个人的得失实在是微不足道的，只有当心中装下了祖国、民族的利益，个人有限的才华、智慧才能焕发出灿烂的光彩”。
1980年，戴松恩被任命为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同时担任国家科委发明委员会农林组成员。戴松恩清楚意识到“文革”所造成的人才断层的严峻事实，他认识到培养青年高级农业科研人才的重要战略意义，他不辞劳苦地培养研究生，为提高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生的水平做了大量工作。
1982年，75岁高龄的戴松恩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这是他人生中第二次提交入党申请书了。在申请书上，老科学家诚恳地写道：“我真诚地请求党接受我做一名普通的共产党员，在党的直接教育下，把我的有生之年贡献给祖国的四个现代化和共产主义事业。”老科学家的愿望得以实现了，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欣喜地说：“我获得了第三把‘金钥匙’”。
三把“金钥匙”，伴随着戴松恩的一生。为表彰戴松恩在农业科研和管理上的贡献，1983年中国农学会颁发给他“从事农业科研50周年表彰奖”；1985年，中国科学院向他颁发了“从事科学工作50年荣誉奖”。
1987年，戴松恩与世长辞，享年80岁。
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把祖国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前面，这就是戴松恩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