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茶学家、茶树植保专家、中国茶叶农药残留研究的开拓者和奠基人，早期从事茶树害虫防治研究，提出中国茶树病虫区系演替规律，创造茶树长白蚧玻管预测技术。20 世纪60 年代初，开创茶叶中农药残留研究领域，研究和起草多项国家标准，对降低中国茶叶农药残留作出重大贡献，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 项、三等奖2 项。他主编的《中国茶经》，是茶界最畅销书籍之一，1998 年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他主编的《中国茶叶大辞典》（ 300 万字，辞条10 000 条），是最具权威性的茶叶工具书，2002 年荣获国家辞书一等奖和国家图书奖提名。2007 年被授予中华农业英才奖。2009 年被授予新中国成立60 周年“三农”模范人物荣誉称号。  

硕果累累 茶界楷模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 陈宗懋

     古有茶博士，今有茶院士。茶对于平常百姓来说，是开门七件事之一，所谓：柴米油盐酱醋茶。作为一种大众饮品，茶叶的质量安全直接影响到茶产业的发展和百姓的生活。陈宗懋院士在国内外率先开创了茶叶农药残留和茶园化学生态防治研究两个领域，为我国茶叶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技术创新来源于生产实践
    “科研必须与生产相结合”，这是陈宗懋半个多世纪以来始终奉行的“信念”。自1960 年到茶叶研究所后，他先后主持过“茶树病虫种类调查”、“茶树病虫害大面积综合防治研究”、“茶树地衣苔藓防治研究”、“茶云纹叶枯病流行规律和防治研究”、“新农药对茶树病虫害的药效鉴定”等多项茶树植保课题，几乎所有课题都与茶叶生产密切相关。他研究的一个鲜明特点是先从查阅国内外文献开始，工作中既重视基础研究内容，更重视和生产实际相结合，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
     早在20 世纪70 年代，他就归纳提出了中国茶树害虫区系演替的规律，并根据这些演替变化，提出了茶树病虫防治新策略：对茶树病虫危害检查，不仅看丛面，也要查叶背比较隐蔽的部位，否则就了解不到真实的虫情，影响防治效果；由于病虫发生代数、繁殖率的变化，这就要求在防治策略上作出调整。由于害虫取食方式发生变化，过去一些胃毒有效的农药，对吸汁型害虫不再有用。而导致茶树害虫演替的原因，陈宗懋认为主要是化学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和栽培技术措施的变革( 由丛栽变条栽) 两大人为因素的干扰所致。茶园生态系统中病虫区系的稳定性和演替是交替发生的，稳定是相对的，演替变化是绝对的。在这种情况下，只采用单一措施就难以取得较好防治效果。为了达到茶树病虫有效防治的目的，陈宗懋想到了与生产部门相结合的点子，在浙江省农业厅的支持下，20 世纪70 年代初，他在浙江茶区组建起茶树植保联系点，发动点上植保人员，查虫情、发预报，对照当地实际情况，贯彻茶园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这种联系点的茶树病虫测报与防治网络，到20 世纪80 年代中期，在浙江茶区建有74 个省级点、415 个县级点。测报点的建立，使茶树综合防治水平和效果大大提高，在此期间，浙江省的茶叶产量提高近4 倍。
     “科研必须大胆创新”，这是陈宗懋从事科研工作的“座右铭”。20 世纪70 年代，茶园中长白蚧害虫十分流行，这种背着白色蜡壳的小虫，由于整个身体外面包着一层严密的腊质，农药进不去，很难杀死，唯一办法是待小虫孵化爬出蜡壳时一举歼灭，掌握时机是防治关键。当时，陈宗懋蹲点所在的大队正是长白蚧害虫高发区，他通过细致观察和研究，提出了一个极为简易的方法：取一小枚玻璃试管，把附有蜡质长白蚧的茶树枝条装入其中，上面用棉花絮塞住，每天观察棉塞上的虫数，就可掌握住孵化的正确日期。他的这个办法推广后，大大提高了对长白蚧的防治效果，后来，他的这种方法成了浙江许多茶区消灭长白蚧的有力武器。

依靠科学控制农药残留

    从20 世纪60 年代开始，由于茶园中使用高残留农药带来茶叶中的农药残留，直接影响到我国茶叶的出口。当时，我国对茶叶农药残留的分析还是空白，陈宗懋主动开展此项研究，他以坚强的毅力和刻苦的钻研精神，边学习边工作，开创了我国茶叶中农药研究之先河。40 多年来，他先后进行了60 余种农药在茶树上残留、降解动态的研究，提出20 余种农药在茶树上的安全使用标准，其中有18 项作为国家标准颁布实施，另有5 项作为部颁标准，从而使茶叶成为全国各种作物中最早提出农药安全使用标准的作物。
通过大量研究数据，他得出两个结论：一是农药的蒸气压是决定农药在田间或加工时挥发的主要因素。根据农药的蒸气压就可以判断该农药在茶树上残留时间的长短，是否适合于茶叶生产中使用。二是农药的水溶解度是决定茶叶饮用安全性的重要参数。茶在冲泡后，饮用的是茶汤而不是直接食用茶叶，因此只根据在茶叶中的残留水平来确定茶叶的农药残留是不科学的，应同时考虑其在茶汤中的浸出率，茶叶中农药残留应以测定茶汤中的农药残留含量才是正确的做法。他的这一建议，后来得到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认可，也为FAO 所采用。
      六六六和DDT 这两种农药由于它的高残留和高毒性，早在20 世纪70 年代初就已停止在茶园中使用，但在70 年代末茶叶检测中仍有残留。为了弄清其长期徘徊不降的原因，陈宗懋开始了对这两种农药污染的调查研究。在研究中，他首次明确提出DDT和六六六的污染不是来源于土壤和水源，而是空气中漂移的论点。茶叶生产中虽然不用它，但其他作物使用时通过空气漂移而降落于茶园内，造成茶叶污染，所以只有在所有作物禁用时，残留才会消除。在农药研究中，他还提出按照农药常用参数和主要生态条件进行茶叶中农药残留水平的预测研究。这种只采用简单参数和公式，对一种作物进行分析就可预测不同类型农药使用后的残留水平，在国际上尚属首次。他的这些研究成果经鉴定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连获国家科技进步奖3 次，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次，申请专利1 项。

主动当好政府参谋

     从20 世纪70 年代起，陈宗懋多次向农业部、中国茶叶进出口公司和浙江省农业厅提出茶叶生产中禁用高残留和剧毒农药，选用低毒、高效、低残留农药的建议，后被农业部采纳并向全国茶区转发，对解决我国茶叶的农药残留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1996 年和1999 年，针对一些国家在农药残留标准上的严格化，他分别向农业部提出在茶叶生产中禁用高残留的农药品种三氯杀螨醇和氰戊菊酯的建议，得到农业部、化工部、商业部、卫生部专家的认可和采纳，并于1997 年6 月和1999 年11月颁布实施。在他的积极参与下，我国茶叶农残水平已从1999 年的80% 超标降至2007 年的18%。可以预期，依靠科学管理必将能实现茶叶达到理想农药残留控制的目标。
      20 世纪90 年代，国际上大幅度提高进口茶叶的农残标准，中国茶叶出口遭受严重打击，许多茶叶无法出口。为此，他积极与欧洲茶叶委员会联系，出示了数百页的实验资料，以科学数据为依据，据理力争。经过长达数年的交涉，他的这些建议终于被欧洲委员会接受。1998 年，欧洲议会通过并正式颁布了包括11 种农药修改后的第一批新标准，比原标准放宽了5~100 倍，这对我国茶叶出口十分有利。同时，他的实验室还被欧盟认证为我国唯一有资格进行向欧盟出口茶叶中农药残留分析的实验室，每年承担8 000~10 000 只出口茶样的分析任务。在2008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召开的政府间茶叶会议（IGG）上，成立了茶汤中农药残留工作组，由中国任组长。
      陈宗懋的系统研究和不懈努力，对解决中国茶叶中农药残留问题作出了重要贡献，1992 年农业部授予他全国农业环保先进工作者称号。2007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下属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的农药残留委员会（CCPR）主席国由荷兰改为中国，陈宗懋被农业部任命为CCPR 会议的主席。
陈宗懋除了他自己熟悉的植保专业外，对茶叶其他相关业务也积极钻研。他熟悉世界茶叶科技和茶业动态，对茶叶生产发展宏观决策提供建议，多次撰文提出宏观决策的参考意见。为此，他17 次参加国际学术会议，在会上作有关茶叶宏观决策的报告。由于他在国内外茶叶科研、生产、贸易上作出贡献，从1995 年起连续6 次被农业部派遣，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第十一、十二、十三、十五、十六届政府间茶叶会议。在第十二届世界茶叶大会上，他还就英国提出的茶叶标准问题阐述了我国的立场和意见，捍卫了国家的利益。

开拓茶园化学生态研究新领域

     陈宗懋具有活跃的学术思想，在研究中经常能注入世界科技的新思想，他灵活地运用农药的几个物理化学参数和生态环境参数，成功地建立了农药在茶树和茶叶中降解的预测模型与技术，这种对一种作物上多种农药的预测技术在国内外都是首创，该成果在1997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三等奖。
20 世纪90 年代，陈宗懋根据国际上化学生态的新热点，开创了茶树害虫化学生态研究新领域。他认为，害虫危害茶树而天敌又吃害虫，这三者以营养食物链的形式串在一起是一种自然现象。那么在这浩翰的自然界，是什么原因使得害虫正确无误找到茶树，而天敌又如何能在如此浩大的空间寻觅到它的营养源——害虫？这种奥秘似乎是受某些特定的化合物所控制的，如能剖析自然界的这种化学生态联系机制，就可找到新的茶园害虫防治途径，提高茶园害虫天敌的生防效率。这一全新的学术思想极富创新意义，因而先后获得了4 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同时也由于这种需要，他在国内较早地招收了昆虫化学生态学博士生。
     20 世纪90 年代以来，陈宗懋带领他的科研团队开展了茶树上的茶尺蠖、茶蚜、假眼小绿叶蝉等3 个主要害虫及其天敌之间三重营养机制的研究。他认为：在复杂的茶园生态系中，无论是同一营养层内还是不同营养层间都由一些信息物质得以保持种内和种间的通讯联系。至于不同营养层间也主要是通过化学通讯机制调节种间的相互行为，以获得食料而生存。这类化合物既有利于寄主植物茶树，也有利于天敌，所以称之为互利素。就寄主植物茶树而言，这种机制也是茶树植株的一种间接的抗性机制。这些化学生态学的研究结果对茶树害虫的综合治理具有理论指导意义，挥发性互利素的研究，启发我们可以通过这种机制使得害虫无法找到寄主茶树，使天敌能高效率地寻觅到寄主害虫，从而提高生物防治的效率。这些研究成果虽然尚未完全应用于生产，但已指出一条全新的防治害虫希望之路。茶叶是一种特殊饮品，在化学农药受到限制使用的今天，其意义尤为重大。

致力弘扬茶的国饮品质

     茶作为饮料在中国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但它的药用价值，特别是应用于临床实验研究，却是现代科学研究的内容。陈宗懋早在20 世纪80 年代就关注茶与人体健康的研究。他所收集发表茶与人体健康的论文达15 篇之多，包括国外医学研究现状、世界茶叶抗癌防癌生物化学基础等研究论文。他还受台湾食品协会的邀请，专程去台湾在第三届中国饮食文化学术研讨会上作“茶对人体健康功能”的学术报告。有一次，联合国一位官员问他：“人们都说茶叶有抗癌防癌的功效，为什么西方国家所作的茶叶抗癌流行性病学调查结果不明显，这是什么原因？”陈宗懋想了一下对他说：“我觉得您在布置试验的时候犯了一个错误，您所选择的调查对象是西方人，而东、西方人在喝茶习惯上是大不相同的。西方人有茶歇（tea time），上午10 点钟、下午4 点钟。而中国人不是这样的，几乎从早到晚都要喝茶，很多中国人出差也常带着茶杯，坐在火车上也要喝茶，甚至有的人出门时间稍长，也随身带着茶杯，这就说明有个连续性和间歇性的问题。中国人喝茶是连续的行为，西方人是间断性的。茶叶之所以能抗癌，主要是靠人血液中的儿茶素含量，这个结论是经过科学证明了的，间歇性喝茶的人，刚开始喝的时候，血液中儿茶素的浓度比较高，1 小时左右其峰值最高；但到2~3 小时以后，儿茶素就随小便等液体排泄出去了，浓度也随之降低。因此，西方人血液中儿茶素含量一般有2 个峰值：早上九、十点钟，下午四、五点钟，它的曲线是一个双峰型；而中国人则不同，从早晨开始，峰值由小变大，然后一直维持在高峰，是一个馒头型的曲线。哪个效果好？当然是一目了然。要想通过喝茶起到保健作用，每天喝6~10 克茶，摄入茶多酚300 毫克对身体健康就有好处了。”
      有人问陈宗懋：“您为什么这样致力于茶与人体健康的研究？”他十分坚定地说：“因为我觉得茶有益于人体健康，茶可以陶冶情操，强身健体，比喝酒、喝饮料要好。茶要成为国饮，要有很多人乐于饮用才行。老百姓喝茶，首先要让他们知道茶的好处，才会主动去喝，所以大家要广泛地宣传。”
      陈宗懋主持编著的140 万字的《中国茶经》，于1992 年出版，是一部茶叶百科全书，对茶历史、茶科技、茶生产、茶文化等作了全面阐述，受到读者广泛欢迎。至今已重印21 次，销售超过7 万册。
      陈宗懋常说，茶产业好像是在天空中翱翔的一架飞机，它的两个翅膀：一是茶科技，二是茶文化。这两个抓好了才能带动茶产业的发展。这些年看下来，觉得茶文化就好比是一个平台，通过茶文化可以促进茶贸易、茶产业发展。文化与科技就像孪生兄弟一样，相辅相成。也许是职业习惯，陈宗懋每到一个地方，总要到茶馆看看，他说，茶馆发展起来，可以促进茶的消费，茶文化对茶产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陈宗懋从1954 年大学毕业至今，已连续奋斗了50 多个春秋。在达到人生“知天命”的岁月时，他终于实现了自己矢志不移的追求，于1984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数十年如一日踏踏实实地工作在科研第一线，硕果累累，为茶叶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